张爱玲杨绛撕X简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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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古文人多相轻,民国才女中的“顶级流量”——张爱玲与杨绛也不例外。
2016年杨绛逝世后,她的出版社老友钟叔河公布了与她来往的书信,其中一封写于2010年的书信谈及张爱玲时,杨绛如此写道:
“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,我对她有偏见,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,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,故意奇装异服,想吸引人,但她相貌很难看,一脸‘花生米’,同学都看不起她。”
“我说句平心话,她的文笔不错,但意境卑下。她笔下的女人,都是性饥渴者……在我,汉奸是敌人,对汉奸概不宽容。'大东亚共荣圈’中人,我们都看不入眼。”
“夏志清很看重张爱玲,但是他后来对钱锺书说,在美初见张爱玲,吓了一跳,她举止不自然,貌又可怕。现在捧她的人,把她美化得和她心目中的自己一样美了。我没有见过她。”
言语之间,有对外貌着装的意见,对文笔风格的评判,也有对文学史地位的质疑,直白到让人大跌眼镜。
然而与此相对应的,80年代张爱玲看过杨绛的《干校六记》后,对这部作品评价颇高,不禁称赞 “杨绛‘六记’真好,那么冲淡幽默,而有昏蒙怪异的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感。”
两人的人生本无太多纠葛,为何互评态度截然不同?
其实,杨绛对张爱玲的“看不上眼”,自有其原因。
孤岛冷暖
两人在时空上的唯一交集,是曾共同生活于40年代沦陷区的上海。
上海沦陷后,杨绛过得很不如意。
战时生计艰难,读书人工作更不好找,清华高材生的她只得去给上海郊区一所小学代课,因为学校每月会发三斗米。
一日乘电车过黄浦江去上课,乘客照例需全体起立“迎接”日本兵的检查,杨绛起身稍稍慢了些,一个士兵走到她面前,用食指在她颔下猛地一抬。
大家闺秀哪里受过这等委屈,杨绛顿时大怒,咬牙切齿地冲日本人喊道:“岂有此理?!”
……车上陷入死一般的沉寂。同车厢的上海小市民个个惊慌失措,这年头,还敢有人吼日本人呐?
那日本士兵可能也被惊到了,在与杨绛面对面僵持一会儿后,反倒悻悻然下了车,走了。等电车重新开动,躲过一劫的其他乘客纷纷上前数落杨绛:
“啊唷!啊唷!侬哪能格?发痴啦?”
杨绛这才反应过来,自己差点没闯大祸。
此时她一定想起了三姑母杨荫榆的悲惨遭遇:
四年前家乡苏州沦陷,日本人进驻城中作威作福。作为先进知识分子的杨荫榆通晓日语,每每与士兵据理力争,因此遭人忌恨。
1938年元旦,两个日本兵把杨荫榆骗出家门,在一座桥上,一个士兵向她开了一枪,另一个随后将之抛入河中。看到杨荫榆还在水中游泳,竟又连着朝水里开几枪,残忍地将她杀害。
家族与侵略者有不共戴天之仇,而杨绛差点重蹈覆辙。自此之后,她再也不敢乘坐电车。
除了代课之外,杨绛在上海沦陷时期谋过的生还有:给广东富商的女儿当家庭教师、当女校校长应付地痞瘪三、业余时间写剧本……
赚到的钱却总是不多,她会像上海弄堂里的妇人一样,抢紧俏的大米,把煤厂不要的煤末子“视为至宝”。
种种窘迫,大致如此。
杨绛落魄的时候,也是张爱玲最风光的时候。
1943年,在周瘦鹃力捧下,年仅23岁的张爱玲以《沉香屑·第一炉香》一举成名,此后“月月小说问世,篇篇震动文坛”,风头一时无两。
挣最多的稿费,买最华美的衣服,二十出头的张爱玲可能是上海滩最快乐的女人。
日伪政权下局势变幻莫测,前辈郑振铎、柯灵等人劝她稍且收敛锋芒,“不要良莠不齐地四处发表作品,以防中了某些政治圈套”。谁料张爱玲大大方方回答,出名要趁早,不仅不收敛,反而催促出版社“趁热打铁”出版她的小说集。
▲ 张爱玲的“奇装异服”
众所周知,张爱玲是李鸿章后人,自小成长于一个逐渐没落的封建家族。母亲离婚后出走家庭,父亲与后母待她不好,经常受到打骂。
在一次逃离后,她搬去与母亲及姑姑同住,又在她们的帮助下赴香港大学读书,后来因战争中断学业返回上海,没钱继续读书,生活日益拮据的情况下才选择“卖文为生”。
家庭于杨绛而言是港湾和依靠,而对张爱玲来说,则是急于挣脱的黑洞。童年阴影、亲情淡漠、窘迫缺钱,她人生中的不愉快大多来源于此,也因此形成天性冷淡、怀疑一切的性格。
与此相反的,她也没有像杨绛那样亲历过战争带来的刻骨痛楚。这种成长背景下,所谓民族大义、家国情怀,于她是淡漠和无感的。
所以她可以没有包袱地写“政治不正确”的《色戒》,也可以和污点文人胡兰成谈情说爱。
如《倾城之恋》中“大时代的崩塌成全小人物的爱情”的主题,战争阴云下,上海特殊的孤岛时期文学反而成全了张爱玲的“传奇”故事:
她不写抗战文艺,也不写避世的消闲文学,独树一帜,注目于战事之外的凡人琐事,怨偶姻缘之间,又集古典佳韵、现代风情于一身。
张爱玲的小说一时风靡,身在上海的杨绛想必是看过的。那时她正全力辅佐钱锺书创作《围城》,替他挡下了家中大小琐事,好让丈夫腾出时间安心写作。
一样的才女,迥然的处境。
在上海的这几年,钱杨夫妇坚守“文人气节”,仅与李健吾、傅雷、陈麟瑞等左翼爱国知识分子交往,自述与“大东亚共荣圈”里的作家泾渭分明、不相往来。
大抵是张爱玲出名时锋芒毕露,写出来的作品又缺乏“家国意识”,加之与胡兰成有感情问题,让杨绛觉得她是“共荣圈”中人,因此才有了“意境卑下”、“性饥渴者”、“看不入眼”等评语。
但深究张爱玲的生平与作品不难发现,杨绛其实误解了张爱玲。张爱玲对政治的态度是天然疏离,任何一方的立场,她都直冲保持警惕和怀疑。
倘若张爱玲真如杨绛所说是“大东亚共荣圈”中人,恐怕她也不会平安无事地待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。
说到底,杨绛对张爱玲的不满,其实是一个文学的价值取向问题——文学是否承载社会功用?承载何种社会功用?
这是一个永远都辩论不出结果的问题。
殊途同归
除去文学范畴内的“看不入眼”,杨绛对张爱玲的偏见还有一部分来自私人因素。
杨绛比张爱玲大9岁,如杨绛在信中所说,“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”,她们俩不是同一辈人。正统大家族出来的大家闺秀,对晚辈的“奇装异服”看不惯是很正常的。
而张爱玲是谁呢?是一个会将人生第一笔稿费拿来买口红的早熟少女。
后来如夏志清高捧张爱玲,不免带着读者仰视前辈大师的尊敬,而杨绛与张爱玲属同时代生人,祛魅之后再来看一个比自己小的女孩异于常人的穿衣打扮,有这样的评价也不足为奇。
但在没有见过本人的情况下,就武断地说张爱玲“相貌难看”、“举止不自然”,杨绛在此就稍显刻薄了。毕竟两人外貌如何,有真实相片为证,大家见过后有自有判断。
杨绛不喜欢的另一重原因,也可能和傅雷有关。
傅雷一家与钱杨夫妇在上海时住得很近,两家往来频繁、互为挚友,而张爱玲与傅雷颇有恩怨。
1944年,张爱玲极速走红后,傅雷曾化名迅雨发表过一篇名为《论张爱玲的小说》的文学评论,文中先是盛情褒奖了《金锁记》是“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”,然后笔锋一转,对《倾城之恋》、《连环套》等提出了批评。
作为新人的张爱玲也实在是显得“不通人情”、不够圆滑,随即发表一篇《自己的文章》针锋相对,文章主旨不外乎四字箴言——关你屁事。
直到张爱玲到了香港后,她才从宋淇那得知,“迅雨”就是大名鼎鼎的傅雷。
此外,张爱玲还发表过一篇小说《殷宝滟送花楼会》,以第一人称讲述了“我”的朋友殷宝滟爱上了有妇之夫罗教授的故事。小说的最后,殷宝滟听从“我”的建议,离开了上海去内地嫁人。
小说中罗教授的原型正是傅雷,殷宝滟的原型则是张爱玲的好友成家榴,当时傅家与成家住得很近,距离杨绛和钱锺书家也不远。
傅雷和成家榴的恋情虽然是真,但也经不起外人这样评议戏说一番。小说发表后,成家榴当即与张爱玲断绝了关系。
四十年后回忆起此事,张爱玲罕见地自我反省,认为这篇小说“写得不好,而且是写傅雷的,他的女朋友当真听了我的话,到内地去嫁了空军,很快离婚,我听见了非常懊悔。”
以上张爱玲与傅雷“作对”的行为,杨绛一定也有所耳闻。这位让老友难堪的年轻女作家,一定不太讨杨绛的喜欢。
然则无论是从外甥女那听说,还是通过傅雷间接了解,这些都是无伤大雅的细节了。
当战争结束,当上海的孤岛时期过去,两位才女选择了不同的路,从此决定了她们分叉的后半生。
上海解放后,张爱玲选择留下,但属于她的上海时代已经过去了。
1950年,她以“梁京”的名字出席了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,坐在后排,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,在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中山装中格格不入。
而“梁京”笔下小说《十八春》的结尾,男女主人公纷纷投身革命,去东北参加建设,也不再是《传奇》中男男女女的模样。
两年后,张爱玲以“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”为由从上海到香港,5年后飞赴美国定居,从此再无踏上上海的土地。
在美国,她将《十八春》改名为《半生缘》,删去了结尾沈世钧、顾曼桢等去东北的部分。
美国的异域环境里,张爱玲无法写出如二十几岁时轰动的作品,仅靠翻译与大学研究员的身份营生,晚年主要以四十年代小说的版税维持生计。
1995年,她独自逝世于美国洛杉矶一个公寓中。
在中国文坛,张爱玲这个曾经响彻云霄的名字,一度销声匿迹三十多年。
当年傅雷评价张爱玲小说的那篇文章最后,曾引用一位外国人说起“张爱玲热”时的原话:“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,可是都没有好收场。”
孤岛之后的张爱玲,虽然不能算“没有好收场”,但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语成谶。
上海解放后,杨绛也选择留下。她在《我们仨》中写道说:
“郑振铎、吴晗同志,都曾劝我们安心等待解放,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。……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,跑出去仰人鼻息,做二等公民,我们不愿意。我们是文化人,爱祖国的文化,爱祖国的文学,爱祖国的语言。一句话,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,不愿做外国人。”
然而此后二十多年,她在历次运动中受尽磨难,也亲眼见证傅雷等老友相继离去。她与钱锺书的感情,在苦难当中也愈发显得珍贵。
等到走过苦难,钱杨两人在神坛上被人越捧越高,然则“世间好物不坚牢,彩云易散琉璃脆”,90年代钱锺书钱瑗相继离世后,杨绛多年深居简出,埋头整理夫妻二人的研究成果。
2016年,张爱玲去世21 年后,105岁的杨绛也安详地离开了人世。
社交媒体鼎盛的年代,人们用一段据称是杨绛名言的话术刷屏缅怀她的离去:
“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,到最后才发现,人生最曼妙的风景,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。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,到最后才知道,世界是自己的,与他人毫无关系。”
后来被证实,这段鸡汤话语并非杨绛所言,也让她的离世演变为一场大型刻奇。
两位才女,两种出路,最终殊途同归。
END
1961年前后,杨绛和钱锺书正饱受各种运动之苦,张爱玲在美国得不到好的机会,大家的生活一样惨淡。
这一年,一位叫夏志清的研究学者完成了一本叫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的拓荒巨著。这本书一反大多数权威学术著作,史无前例地将钱锺书、张爱玲、沈从文三人列为中国近现代作家中第一等的位置。
在此之前,三位作家在文学长河中几乎被人忽视和遗忘。
从此之后,钱锺书与张爱玲的文学成就才开始被人所熟知。张爱玲成为了众人崇拜的“祖师奶奶”,杨绛则因丈夫钱锺书,成为了人们口中“最贤的妻,最才的女”。
盛名之下,日后围绕在她们身边的争议与追捧,也统统由此而来。
图片来源: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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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赛伟《张爱玲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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